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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洲幸运8历史开奖:簡策為最早的中國書 紙與印刷術的發明改善圖書面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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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延竹簡


長沙馬王堆帛書



宋版孤本《錦繡萬花谷》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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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活字印本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



銅活字版《古今圖書集成》


雕版印刷技藝展示


    不久前的“世界讀書日”,讓讀書這個古老話題再次被人們熱議。

    世界在進步,新的電子媒介形式的出現,讓讀書這件事變得更加容易。而在歷史上,書籍形制的進化其實是十分艱難的,可以說,它和人類文明的發展同步而行。

最早的中國書是簡策

    簡書是指寫在竹木材料上的文字記錄,又稱簡策,它也是我們已知的最早的正式圖書形式。我國古代的奠基著作當時都是寫在簡策上的。

    將竹木進行加工以后制成的竹、木片稱為簡。但是作為書寫材料,單片的簡是不能容納許多文字的。因此,一篇較長的文字或一部著作必須連續寫在許多片簡上。為了防止散亂,以便有次序地閱讀,必須將這許多簡有順序地編連起來,這種編連起來的簡就成為策(通“冊”)。

    制簡的材料有竹、木兩種(產竹的地方用竹,不產竹的地方用木)。用竹制的稱為竹簡,用木制的稱為木簡。不過木的體積比竹大,它還可以制成版,每一塊版上較之竹簡,可以容納更多的字,不必編連,可單獨使用。版,又稱為方。寫上文字的版,則稱牘。所以古代的許多文字記錄稱為“版牘”或“方策”。

    由于寫信用的木板,通常是一尺長,所以信札又稱“尺牘”。古代的地圖也是繪在木板上的,所以至今仍把一國的疆域稱為“版圖”。

    在簡書實物發現以前,人們根據古書上“筆削”的記載,曾誤認為簡上的字是筆寫后再刀刻上去的,實物證明是用毛筆寫上去的,而非刀刻。所謂“削”是將寫錯的字,用刀削去錯字以便重寫,故有“筆削”之說。

    簡牘起源于何時?據郭沫若的推測,可能在殷代已經出現。不過,從現代考古發現的實物來看,只限于戰國和戰國以后,而且相沿很久,從上古直到公元3或4世紀,一直作為書寫的主要材料和圖書的載體。直到東晉末年(公元400年后)才逐漸為紙所替代。

    由于年代久遠,直接流傳下來的簡策實物,只能從考古發掘中獲得。

古代的發現,原物已不存,有文獻可征的共有九次,其中最主要的有兩次:

    第一次發現是在西漢武帝末年,魯恭王破孔子宅,在宅壁中發現了一批戰國時代的竹簡。內容是戰國時期人們抄寫在竹簡上的儒家經典,即用古文寫的《尚書》《禮記》《論語》《孝經》等數十篇,因與當時的傳本不同,故稱為“古文經”。從而引起了一場長期的經書今古文經的爭論。

    晉太康二年(281年),汲郡(今河南汲縣)人不準發魏襄王墓得竹書數十車,統稱“汲家書”。流傳至今的有《逸周書》《竹書紀年》《穆天子傳》《瑣語》四種,但都不是原本。

當然,以上兩次所發現的竹簡都未能流傳至后世。

    近代從19世紀末到1949年共有八次發現。多是漢晉時期的木簡,地址均在西北地區,其內容多為古文書、信札及簿冊等,圖書有《論語》、《尚書》及日歷、方書等。其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,1930年西北科學考察團在今甘肅額濟納河流域黑城附近,發現漢代木簡1萬多枚,因該地區原屬漢代張掖郡居延縣,故稱居延漢簡。這是1949年前出土最多的一批,內容涉及西北邊塞地區的行政、邊防、郵驛、屯田及戍卒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等許多方面。這一實物現存放在臺灣。

    1949年后,出土的古簡更多,除原西北一帶之外,沿黃河流域、長江流域及沿海一帶均有所發現,而且數量比以前發現的多得多。僅1996年9月至11月在湖南長沙走馬樓22號古井內清理出十幾萬枚三國時期的吳國簡牘,其總數就超過全國歷年出土簡牘的總和。不過主要是檔案文獻,不包括圖書。

    2008年7月,校友趙偉國向母校清華大學捐贈了2388枚戰國竹簡,被稱為“清華簡”。這批竹簡由校友趙偉國從境外拍賣所得后捐贈給清華。至于這批竹簡的出土時間、流散過程,如今已不得而知。竹簡上記錄的“經、史”類書,大多數前所未見。

昂貴帛書是簡策的補充

    帛書是指以縑帛為書寫文字的載體的一種文獻。縑帛是絲織品的通稱。

    我國是世界上最早植桑養蠶和織造絲織品的國家。傳說在公元前3000年,嫘祖已發明養蠶織絲了。但最初這種絲綢織物是做衣料和裝飾品用的,至于什么時候用來寫字作書便不可考了。

據文獻記載,春秋時代已把縑帛作為書寫材料了。到戰國時代則比較普及,如《墨子》一書中多次提到“書于竹帛”。一般認為帛書晚于簡書出現。

    縑帛質地輕薄,幅面寬闊,容易書寫和攜帶,并且可以根據文字的長短任意剪裁,舒卷方便,易于保藏和閱讀。所以帛書克服了簡策所存在的種種缺點,是書寫材料的一大進步。但縑帛畢竟是一種貴重的絲織品,并非一般人所能制備和擁有,所以有“貧不及素”之說。因此帛書的出現,并不能完全代替簡書,長期以來竹帛并行,而且作為主要的書寫材料仍然以簡策居于主要地位。

    由于帛的貴重,作為書寫材料自然比不上竹木使用的普遍,加上縑帛更易損壞,不易保存,所以古代帛書實物能流傳下來的極少,考古發現遠沒有簡書那么多。

    1908年,英籍考古學家斯坦因在甘肅敦煌發現兩件縑帛信件。信上沒有注明日期,據同時出土文物考證,系公元15年至56年間之作,即西漢末至東漢初期的帛書實物。

    1972年,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中,出土一件覆蓋在棺木上的彩繪帛畫,畫幅全長20.5厘米,上部寬9.2厘米,下部寬4.8厘米,成T型,用朱砂、石青、石綠等礦物顏料繪成?;媧籩驢煞稚?、中、下三個部分,分別表示天上、人間和地下的景物,或系傳說,或系生活的寫實,或系想象。

    1973年在湖南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中有大批的帛書發現,共26件,12萬余字。內容包括《周易》、《老子》等。其中有兩部《老子》抄本,分別定名為《老子》甲本和《老子》乙本,每部上下兩篇,次序與傳世的本子相反,今本《道經》在前,《德經》在后,故《老子》又稱《道德經》;而新發現的帛書,則是《德經》在前,《道經》在后。

紙的發明改變了圖書面貌

    紙是我國古代的四大發明之一,也是對世界文明的卓越貢獻之一。紙的發明成為我國乃至世界圖書事業史上的一件大事。

    根據出土的西漢時期的紙狀物或原始形態的紙,說明西漢已經有紙;同時,《后漢書·蔡倫傳》記載,東漢已采用麻頭、敝布等廢舊廉價的東西做原料來生產紙。據此,可說明我國漢代已發明了紙和造紙方法。

    東漢時期,由于造紙原料的擴大和造紙技術的改進與推廣,紙開始成為書寫材料。不過紙寫書完全取代簡帛,大約經歷了一二百年的時間。

    三國時魏文帝曹丕“以素書所著《典論》及詩賦餉孫權,又以紙寫一通與張昭”。由二人的地位不同,可以看出紙書仍不如帛書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。

    到晉代,紙寫書已相當流行,成為這時圖書的主要形態,人們已習慣于用紙寫書、抄書。這時雖然還有簡、帛及以石刻為載體的圖書,但在圖書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小,流通范圍也日趨狹窄,而紙書卻以抄寫、攜帶方便而受到人們的歡迎。如西晉著名文學家左思的《三都賦》問世后,“豪貴之家競相抄寫,洛陽為之紙貴”。這說明當時紙的流行已相當廣泛,人們用紙抄寫書籍已習以為常。

    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曾一次把九萬張紙送給他的好友謝安。人們除了用紙撰寫文章書籍外,還用紙寫作書法,西晉陸機的《平復帖》是迄今世界上最早的紙本書法,雖然紙張的纖維已經老化,但由于幾經裝裱,精心?;?,一直保存了一千七百多年,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。

    在印刷術尚未發明之前,光靠藏書家個人抄寫積累圖書是遠遠不夠的。從東漢開始,出現了一種專門以抄書為業的傭書人。魏晉南北朝時期,書籍大增,各種文化都有所發展,迫切需要書籍流通,傭書業也隨之興盛起來。傭書人對流通書籍、傳播文化起了重要作用。

印刷術讓書真正成為書

    印刷術,這個人類賴以傳播知識和文化信息的重要手段,是我國最早發明的。

    在印刷術發明以前,所有書籍全憑手抄,相當費時費力,一次只能抄一部,生產量是很有限的。

    關于雕版印刷的發明時間,存在很多爭論。而唐代從公元618年開國至907年滅亡,歷經290年之久。這一時期有關雕版印刷的文獻記載甚多,其中也發現了一些實物。

    雕版印刷術產生以后,在唐代首先為民間采用,其中尤以佛教信徒捷足先登,故早期的雕版印刷品多為佛經及民間日常用書,如歷書、陰陽占卜之類雜書及字書、韻書等,說明社會的需要對刻書內容具有很大的影響。

    從刻書地點上看,除了首都長安之外,尤其以四川成都一帶是印書最多的地方。成都位于四川盆地,素有“天府”之稱,且盛產竹木,為制版和造紙提供了豐富的天然資源,歷來造紙業就很發達。且唐代中期以后,黃河流域連年戰爭,而四川不但沒有受到影響,反而在安史之亂、黃巢起義兩次動亂中兩度成為臨時首都,成為唐代另一個政治、經濟、文化中心,使得文人匯集,促成其成為我國出版的發祥地。

    繼雕版印刷術發明之后,我國對世界文化的又一巨大貢獻是活字印刷術的發明?;鈄鐘∷⑹醯姆⒚韃幌竦癜嬗∷⑹醯姆⒚髂茄尬南卓燒?,而是有可靠的文獻記載,這就是宋人沈括所著的《夢溪筆談》。書中明確指出:發明人是布衣畢昇,發明時間為慶歷中,即公元1041-1048年間,造字材料為膠泥,每字一印,刻好燒硬。貯字方法,依韻排列,檢字時依韻檢字??煞錘詞褂?。但畢昇生平不詳,只是1990年初,在湖北省英山縣發現畢昇墓碑,據此中國印刷博物館標出:“畢昇,北宋活字印刷術的發明家,今湖北英山人?!?/p>

    畢昇的發明在今天看來,顯得比較原始,但它的基本原理和環節(刻字、排版、印刷)和現代印刷術是相同的。他的這一發明,當時并未得到推廣,當初用這種方法所印的書籍也沒有能流傳下來。但這一記載是完全可信的,除了沈括與畢昇是同時代人這一點外,以后歷代仿用此法印書的不乏其人,證明此法是可行的。

    繼泥活字發明之后,我國又出現了木活字。本來畢昇曾經用木試制活字,由于木質“文理有疏密,沾水則高下不平,兼與藥相沾,不可取”,故而棄之而采用膠泥為字。但不久便有木活字印書出現,距畢昇發明泥活字約一百多年。

    元代著名農學家王禎在元貞元年至大德四年(1295-1300年)任安徽旌德縣尹時,很關心農業,并積累了豐富的農業知識,寫了一部頗具科學價值的《農書》。為了印制這部著作,他親自設計,花兩年時間請匠人刻制了3萬多個木活字,先用于試印本縣縣志。在不到一個月時間內,印出了約計6萬余字的《旌德縣志》100部,取得了成功。他特別為此寫了一篇《造活字印書法》附錄在所著《農書》后?!對旎鈄鐘∈櫸ā芬晃?,是我國活字印刷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。

    明清以后木活字印書又有發展。清代的木活字印書,更是普遍。無論官私及坊間,多采用木活字印書,甚至有的書坊直接取名“活字印書局”或“聚珍堂”。乾隆三十八年(1773年),為了刊印從《永樂大典》中輯出的已失傳的宋元古籍,清高宗弘歷采納金簡的建議,花費了2339.75兩銀子,刻成大小棗木字233500個,并配置了相應的印刷設備,先后印了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138種,300多卷,是我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木活字印書活動。

    所謂聚珍版,就是木活字版,因乾隆皇帝嫌其名不雅馴,而改用此名。后來金簡把印造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》的經驗寫成《武英殿聚珍版程式》一書,詳細地說明了木活字的制造和印書方法的程序,是介紹活字版印刷術的重要文獻。

    明清以后,我國的活字印刷還采用了以錫、銅、鉛做原料的金屬活字。銅活字在我國金屬活字中使用最多。我國的銅活字印書是從15世紀末,即明代弘治年間才開始盛行的。

    清代規模最大的銅活字印書是雍正四年(1726年)內府印制的《古今圖書集成》。這是一部我國現存的最大類書。全書1萬卷,目錄40卷,共印64部,每部5020冊。其卷帙之富,排印之精,史無前例??上д馀鈄衷謨〕傘豆漚褳際榧傘分?,“銅字被竊缺少,司事懼得咎,值乾隆初年京師錢貴,遂清毀銅字供鑄”,這批銅字就這樣輕易地被銷毀了。

延伸閱讀

西方印刷術傳入

    印刷術本是我國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發明,并由我國傳播于世界各地。但是在西方的工業革命中,印刷事業完全工業化。隨著西方資本主義的向外擴張,19世紀初期,西方印刷術開始傳入我國,并且逐漸發展而代替了雕版印刷術。

    首先將鉛字印刷術傳入我國的是英國傳教士馬禮遜。馬禮遜1807年來到我國澳門,為了傳教需要刊印漢文《圣經》,開始雕刻漢文字模,準備鑄造漢文鉛字。因受到地方當局的禁止,刻工懼禍,將字模焚毀。1814年,馬禮遜在馬六甲開設印刷所,繼續從事雕刻漢字的工作。在我國工人梁亞發和蔡高的配合下,終于在1819年印成了第一部鉛活字的漢文書——《新舊約圣經》。這是最早的漢字新式鉛印書。

    特別是鴉片戰爭以后,新式鉛印術在我國逐漸流傳開來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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